藩镇，又称方镇，原本是唐朝为了防御边患设立了军镇。不少藩镇的最高长官贵为节度使，已具有军事调度、财政支配和监查官员的权力。在安史之乱前后，此类军区式构建已在唐朝大部分地方普及，为抵御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《新唐书方镇表》中，一共罗列了42 个大小不等的藩镇,实际数量则远不止此。其中某些抢先冒泡的刺头，让李唐皇帝很早就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在位于内地的汴宋、武宁等中原地区，也出现了类似的藩镇体系。这些地方虽然远离边关，但肩负监控河朔三镇、保障财赋运输的职责。一旦这些地方出现问题，江淮的粮食便无法顺利输入关中，足以把皇帝急的直掉眼泪。至于跟南方的两浙等东南藩镇，也负责直接维系着唐朝财税供应。俗话说：皇帝不差饿兵。组建军队就必须依靠雄厚的军饷粮草。但李唐皇帝很快就会发现，藩镇控制着大量屯田或营田，截留了很多农民创造的赋税。虽然节度使本身大都无福消受，但在中央宫廷眼里依然是非常刺眼的问题。但无论是哪位皇帝继位，个人能力与宫廷财政如何，都已经无法遏制藩镇的扩张趋势。或许在他们心中，源自西魏的府兵制更符合自己的审美。但无论后世多少人吹捧兵员和财政矛盾得到缓解，都无法否认武则天在位期间的逃亡隐匿现象频发。所以，藩镇体制的孕育而生，不过是唐朝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而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新麻烦。于是，节度使的牙兵既成为藩镇的核心军事力量，又形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集团。他们抱团取暖，无形中反制节度使的个利。一旦长官触及牙兵的切身利益，他们可以选择变换主帅，由此产生“兵骄则逐帅, 帅强则叛上”现象，让皇帝和依附其个势的文官队伍都痛心疾首。当然，早在藩镇体系成型之前，唐朝的军队结构问题就已经预示了未来路径。为了制约世俗武夫，唐朝皇帝还在后期打开了宦官染指军队的潘多拉魔盒。公元783年，唐德宗李适命泾原镇士兵平定四镇之乱。军对开至长安，因京兆尹王翔劳军不力而发生哗变。李适在叛乱平定后还心有余悸，开始让宦官担任军队的主要指挥。这就让皇室的权威被彻底削弱。这种中枢集团的争斗不止，也影响了对地区藩镇的控制。后期的长安宫廷 也被宦官势力把持
唐朝覆灭后，藩镇才正式开启割据模式。但在五代与十国体系的形成中，还是有不少旧的前唐藩镇被兼并或消灭。最后能留下的，大都有比较可靠的现实依据。其中，过去一直为都城输送的物资的中原藩镇，最后会成为新帝国的执掌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