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啥?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，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，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，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。中宗信以为真。这话说起来很硬气，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。在此之前，唐太宗、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，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。中宗之后，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，之后的德宗时期，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，这次情形更加严重。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，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。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，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，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，对太子脱口而出道：“米已至陕，吾父子得剩矣。”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。然而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隋唐的皇帝(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)不干脆“釜底抽薪”，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?老是整这种“长安——洛阳”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?公元543年，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北部的邙山爆发大战，结果宇文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惨败，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。于是，宇文泰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扎根本土的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的争取对象。靠着府兵制，本身人口、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，愣是在邙山惨败后短短的三十多年间，迅速灭亡了北齐，统一了北方。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。商鞅变法后，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，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不二法门，于是，秦国人人皆是虎狼，军队的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可以比拟。另一方面，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，国家从农民中挑选家庭殷实、体格强健的人充当士兵，不给他们提供薪水，外出作战时所需的粮食、衣物、兵器等都需自备，国家只提供一些重型的军械。与此同时，一般的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的责任，于是也不会耽误老百姓的耕作，避免了全民征兵制的危害，即便打仗，国家的经济也可以得到正常的发展。道理在于，府兵制诞生在乱世，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自愿性，国家只是以利诱之而非强行摊派，它与后来明代的卫所制在制度起源上并不相同。而这种自愿性存在的前提，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。虽然都说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，但在历朝历代，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，而土地的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了实际的掌控。这种兼并一方面是因为特权阶级的存在，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，即小农经济本身的脆弱性所导致的必然结局。在隋朝及唐的前期，山东、河北一带，经过魏、齐一两百年的发展，地主经济较为发达，实际上由国家掌控的土地并不多，而这些地区因为是新近依附之地，出于稳定的考虑，隋朝统治者不会进行强硬的土地改革，故而北周及隋在这些地区进行的所谓授田，大抵上只能是一种形式。与之相对，关陇地区自东汉以来就长期处在战乱之中，地主经济与地方势力并不发达，根本无法与国家力量相抗衡，故而土地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国家手中，均田制度也能相对稳定地维持下来。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，但唐承隋制，可以由唐朝的情况来一以贯之。根据《新唐书》的记载，唐代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，其中关中、陇右、河东三处加起来共有443处，占了四分之三还多。显然，关中及周边地区是府兵的主要来源。

国以兵立，既然隋唐以府兵制立国，而府兵制又严重依赖于关陇地区，那么也就不怪乎隋唐的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，也不愿意放弃关中地区而冒然迁都了。